李劼：最愚昧的往往是读书人

文、采访/ 钟瑜婷

来源：新周刊

写作不是为了生存，相反，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。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，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。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，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。

父母皆为工人，自幼酷爱读书，以致家父一再抱怨：你生错了人家，应该生在书香门第才是。那时，我也觉得自己会不会是投错胎了。及至年长，见识不少书香门第出来的各色人等，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幸运。华夏民族当中，最愚昧的并不是不读书的人，而往往是读书人。过去有说，人生识字糊涂始；如今发现，人生识字愚昧起。书香门第出来的孩子，身上未必一定有书香味。就算有书香味，通常也是文弱得不行。更不消说，在一部由枭雄主宰的历史当中，书香气的浓淡远远比不上精神骨骼的健壮与否更为重要。嵇康能够临刑抚琴，不是因为书香气浓得化不开，而是骨骼非常健壮。

有人说我的《中国文化冷风景》颠覆了整个历史，其实首先颠覆的，恰好就是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。倘若生在书香门第，没准就跟众人一样，沿着那个传统顺顺当当地香过来了。就算出格一些，也不过像钱锺书那样，将读书心得做成一部《管锥编》，显示一下如何博闻强记。幸好没有投胎书香门第，天然一介边缘书生，才没有被两千多年的读书传统所左右，才能够从《山海经》和《河图洛书》这两个华夏文化的源头开始，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连同中国历史。

还有那部论《红楼梦》的专著，也是如此，因为小时候读不到，也不了解红学泛滥到什么程度，所以才得以别开生面。有许多读者都是从阅读此著开始进入我的文字世界的。

我是不相信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那类豪言壮语的。人都没了，还照什么汗青？

我小时候非常柔弱，不会打架，也不会跟人吵架，一点都不顽皮，中规中矩得不行，并非人们如今印象中那个一直以强硬的姿态面对世界的人。后来怎么会变得强硬的？这可能也是我对自己的提问。也许是我辈生不逢时的缘故吧，长身体的时候碰上大饥荒，长知识的时候碰上“文革”，谈恋爱的时候被要求晚恋晚婚，成家立业的时候没有住房。具体到我自己身上，改革开放的时候，沉缅书海，不懂得为自己捞钱；学府执教的当口，又正好幸逢不得不表示一下良心的时刻，然后当了十几年的讲师。所有应该得到的全部错过了。蓦然回首，教过的学生都成了教授了，自己依然站在起跑线上。到了海外，又不无惊讶地发现，但凡中国人出没的地方，无论学府还是传媒还是什么，游戏规则全都一样，就连潜规则也一样。你们问我身份认同，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有身份。能够证明我身份的，不过是一本美国护照和一张美国驾照。既不愿与难民为伍，也不想高攀知识分子行列。曾想自比伯夷叔齐，可是翻开历史一查，史书上写着，人家是贵族，不是工人家庭出身的。以前高校里胡乱混着，还可以跟在人家后面自称贫下中教，如今连这个称呼都自行放弃了。过去读美国小说《隐形人》觉得很好玩，哪曾想，自己也成了隐形人。落到这种地步，你们说说看，不强硬，还活得下去么？

好在我不算怎么孤独，总有些朋友可以说说话。与其说是因为写了几十本书，不如说是因为有了网络世界。倘若不是因为网络传播的缘故，可能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个叫做李劼的人存在。那几十本书，就算将来出版了，也跟我本人毫无关系。因为那时很可能我已不在人世。死去元知万事空。人死了，书虽然还会继续活着，但跟作者本人却毫不相干了。我是不相信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那类豪言壮语的。人都没了，还照什么汗青？

《金刚经》里有说，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。我的尴尬在于，想着相都没法着。我有什么相呢？无相可言。但正因为无相可言，所以下笔没有任何束缚，自说自话，天马行空。前不久网络上流传我那篇谈论北京文人墨客的文章，你们问我是否得罪人。其实你们看看我在《枭雄与士林》一书（即台湾版《百年风雨》）里如何臧否20世纪那些政治领袖和文化泰斗，就应该知道，我对文学名人的评说，算是很客气的。再读读我怎么谈论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到海德格尔、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演变，读读我如何月旦先秦诸子的高低优劣，读读我如何调侃乔伊斯那么顶级作家的文字，就可以明白，北京城里也罢，上海滩上也罢，那些个诗人作家，只要提到名字，不管褒贬如何，其实都是抬举了。有位局外人的海外作家就曾指出，我的《文学备忘录》提了太多不值得谈论的文人墨客。

有人将我比作持笔笑傲江湖的人物。我确实喜欢侠客。但在文字间的那些酣畅淋漓、快意驰骋，似乎并非本性。但凡跟我有过交往的人，都会觉得，区区性本和善。偶尔出言不逊也是童言无忌，并且往往是说了别人都不肯说的话。

精神困境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。像我这一贫如洗之人，想染还染不上呢。

我的写作，主要分两大类，一类是思想的，主要由论著和评论构成；一类是审美的，主要体现在小说写作里，尤其是上海三部曲和三部历史小说里。网络上流传的评说北京文人墨客那样的文章，在我的写作中，占的比例很小，并且很不重要。

过惯了校园生活，一下子沦落纽约街头，起初有些不习惯。那感觉就是空空荡荡。殊不知，正是那样的空空荡荡，突然发现自己空前地自由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根本不在乎听众的有无，完全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里。自己写给自己看的论著，是最精彩的；自己说给自己听的故事，是最好听的。仅一年半的时间，我就写了三部历史小说，一部40万字，一部60多万字，最后一部20多万字。从来就没有那么开心过。即便悲剧，也悲剧得痛快淋漓。一面写，一面流泪，面对那些自己虚构的人物悲痛欲绝。

我其实很想跟大家谈谈小说，除了我自己的除了曹雪芹的，还有许多小说家，都是我非常想谈论的。我很迷恋小说叙事艺术。我尊敬所有在叙事艺术上有贡献哪怕有独到之处的同行。尤其是乔伊斯、普鲁斯特、卡夫卡或者卡尔维诺，还有福克纳，等等。

我的宗旨是，写作不是为了生存，相反，生存是为了能够写作。汉语写作的最大困境，恐怕在于写作的生存意味太强了。不少当年的先锋作家，其才华最后都被生存需要所出卖。你们问我，为什么我说大家其实都活得很可怜，我的意思是，从我的角度看为生存而写作的同行，很可怜。而从他们的角度看我，也会觉得我很可怜。因为我一无所有。他们拥有的名声地位职称房子票子车子娘子孩子，我全都没有。到底谁可怜呢？只能互相可怜了。这就好比当你可怜卖笑女时，得小心人家一旦傍上高官大款后反过来可怜你。把文人聚到一起的什么会，弄不好就成了青楼。所以我曾对诸多在文学上成名成家的人，咕哝过一声“妓院”，提醒他们小心成为青楼中人。

你们问我，精神上有什么困境，这恐怕是一种富贵病吧。像我这一贫如洗之人，想染还染不上呢。倘若我像当今学府的许多学者教授，盲目追随德里达、萨义德，也许我会陷入困境。假如我迷失在某种意识形态幻觉里，可能会有困境。但我如今是个连着相都无处可着之人，还可能会被什么困境打扰么？

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，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。

人生一世，最终是个选择的结果。选择有时是意识到的，有时是下意识的。除了从农场考上大学是我强烈地意识到的之外，挺身而出，异国他乡，都是下意识的。因为华夏民族有《山海经》人物传下的担当传统，所以血脉里会有担当的冲动。担当过后的悄然离去，也是有传统的。不求回报。这一切在古代都是无言的，不言而喻的。

这阵子家母病危，无法回去探视相伴，经常思念得苦。印度禅师有言，所谓菩萨般的人物，并非被供在寺庙里，而是在日常人生里不声不响地活在当下，无欲无求，不给他人压力，像一阵微风般拂过。这番描述，正是我母亲的写照。真是说来惭愧，以前一直没有读懂过我母亲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纺织女工。直到她老人家病危，才猛然意识到，母亲此生，淡如水，轻如风。倘若说，我的无相是生存所迫，那么以后的努力方向，也就是母亲的轻淡了。

曾写过两篇有关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章。有人质疑说，中国哪有文艺复兴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的回答是，当今汉语写作的作品成就以及相应人物的存在本身，就已经意味着文艺复兴。这根本不需要谈论不谈论的。当然了，中国式文艺复兴最早最典型的历史地标，是《红楼梦》。再当然了，这样的复兴，跟曹雪芹那样的人物，毫无关系。人家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，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，而已。复兴不复兴的，只跟民族有关，跟个人无关。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作为个人，我又很不愿意谈论文艺复兴。与我何干？等到大家全都复兴去了，我惟有悄悄地走开。放心好了，一片云彩都不会带走的，全部归你们。

你们问我，如此异国他乡的，是幸，还是不幸，我只能回答说，生存不幸写作幸。上苍待我不薄。这16年来，我写了20多本书。其中包括6部专著和9部长篇小说。但不要以为我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恰好相反，我觉得空空荡荡。这些文字，一旦问世，就像长大的儿女一样，都不再专属于我，而属于整个读者世界。

遥想当年，坐在农场的考场里应考时，多么向往学府生涯。事实上，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，也确实享受了一下自由自在的学术空气。但好景不长。到了海外之后，曾满心以为，美国的学府应该是大有作为之地。结果在海外东亚系里转了圈，看了眼，不瞒你们说，远不如80年代的一些中国高校中文系、历史系、哲学系。十几年过去，回首当年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幸亏没有入伙海外东亚系。

【作家简介】李劼，生于1955年，本名陆伟民，学者、作家。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84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攻读文学硕士，1987年留校任教。现旅居美国。著有五卷本《李劼思想文化文集》、《论红楼梦：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》、《中国文化冷风景》、《丽娃河》等。